近十余年来，养殖业集约化进程的加快，引种，贸易的迅速扩展，抗生素饲料的广泛应用等。使猪疫病格局有了新的特征。原发性细菌性传染病大大减少，病毒性疫病明显增多，新疫病不断出现，继发感染增多，疫病复杂化，防制难度增大。猪瘟免疫与防制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实际免疫效果下降，母猪亚临床感染增多，繁殖障碍及仔猪发病，死亡率都 有增加。

著者   年份  省区  检测方法  免疫抗体合格率                 备注   王在时  2003   全国   ELISA   11.5%(844/7347)             全国送检血清 吴美州  2000   湖北   ELISA   10.1%(70/695)           生产正常的28个猪场 王生祥  2003   青海   ELISA   9.26%(334/3605)             生产正常猪场 王泽洲  2003   四川   ELISA   21.86%(237/1084)       生产正常的13个种猪场 黄雨田  2002   新疆   ELISA   27.98%(334/1194)   繁殖障碍及仔猪大量死亡的猪场 黄  伟  2002   重庆   ELISA   19.89%(39/196)     繁殖障碍及仔猪大量死亡的猪场 郑世军  1997   北京   ELISA   86.6%(26/30)             繁殖严重障碍的猪场      野毒感染如此高的比例，既说明当前环境的严重污染，也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免疫实施中的某一环节出现了技术误差的可能性，育肥猪野毒感染（亚临床感染）基本被忽视及疏漏。母猪则由于受精，妊娠，分娩等生理活动很容易出现繁殖障碍及所产仔猪发病及死亡率不应有提高的临症表现。 总体而言，猪瘟免疫实际防制效果与我们目标尚有很大差距。 下面就影响猪瘟免疫效果的几个技术因素及其对策探讨如下。 二、影响猪瘟免疫效果的几个技术因素及对策 1.  适当加大免疫剂量的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一头份免疫剂量是根据成兔淋脾组织苗确定的，含有150个兔体感染量（RID），实际上非常近似与或相当于150个猪最小免疫量。一系列试验及实践证明， 这一剂量是科学的.有效的。后来进一步发展的有乳兔肌肉组织苗.山羊或牛体反应组织苗等，都沿用了以上规定剂量。由于都属于组织苗范畴，虽然其中存在一定差异，但实际使用效果仍然确切。80年代初研制成功的细胞苗剂量的确定也沿用了以上标准未有变更。实际效检时，组织苗稀释倍数为1×10-5，而细胞则为5×10-5，都是取1.0ml静注大兔，规定时间出现体温反应即判合格。因此具体计算时，也有人认为细胞苗含有750个RID，但实际免疫效果与组织苗150个RID是相当的。    杜念兴（1998）汇集了国外众多学者，如：Leunen（1975）、Pope（1975）、Terpstra（1977，1988）、Birent（1988）等学者对C株或对CL株（C株适应于羔羊肾细胞的法国株）免疫猪人工攻毒试验，除观察临床保护外，对攻毒猪的带毒，排毒专门进行检测。一系列试验证实150RID免疫猪人工攻毒后，可以达到临床保护，既不出现临床并存活，但总有部分猪只可以出现带毒及排毒。试验证明当每头份免疫剂量达到320~400RID（相当于100PD50-猪体半数保护量）即可以完全阻断带毒及排毒现象，达到控制及消灭猪瘟所必须的亚临床保护水平。欧洲药典规定C株免疫猪，每头份肌肉注射应达RID（100PD50），口鼻免疫剂量640RID（160PD50）。    谢天佑等（2004）近期对蓝耳病阴性母猪所产养仔猪进行免疫试验。结果证实，按常规猪瘟单苗或（生理盐水稀释）1或2头份，配合五号病苗于30日免疫，只需与PRRS灭活苗免疫间隔8~10以上，有试验猪60.120及180日龄的IHA抗体免疫合格率可达96.6%(87/90)、88.8%(80/90)及(64/90)。限于条件，未进行人工攻毒保护试验，难以带毒.排毒情况。但仅从抗体滴度而言，猪瘟单苗或1或2头份只要没有其它疫病或疫苗的干扰，在当今实产中，对180日龄左右屠宰的肥育猪可基本达到临床的要求。自然，从阻断带毒.排毒而言仍有差异。71.%抗体合格率对母猪显然是完全不够的,因此适当加大免疫剂量阻断免疫猪群，特别是母猪的带毒.排毒，无论在集猪场及广大农村养猪都是完全必要的。育肥猪适当加大以阻断野毒感染及排毒，减少环境污染仍有重要意义。免疫剂量2~3或4倍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实践中盲目意加大5倍以上剂量，缺乏科学依据，应于制止。 2.  认真防制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减少繁殖障碍及的发病与死亡   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进一步引致繁殖障碍及初生或前后仔猪发病，死亡增多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后期集约化猪场的兴起而被人们逐渐重视。杜念兴等首先在国内饲养管理优良，免疫正规的南方种猪场确诊母猪亚临床感致的繁殖障碍及30日龄以内仔猪约25%的大规模死亡。母猪虽然经过1头份常规猪瘟单苗的免疫达到临床保护，但仍然无法阻断场内猪瘟野毒的感染，导致部分母猪的亚临床感染（持续感染猪或母猪猪瘟带毒综合症），出现一系列复杂问题。猪瘟免疫必须达到亚临床保护的问题浮出水面进入业界视野。        宁宜宝（2002）首先在国内建立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的本动物模型，证实亚临床感染母猪可以长期带毒，排毒[王在时（2003）报道已达到750天]，所产仔猪有死胎，木乃伊胎，弱仔及部分健康仔猪，仔猪带毒率由45%~100%不等，将带毒仔猪与猪瘟抗体阴性仔猪混合饲养可以发生水平传播，并引起死亡。对带毒仔猪进行超前免疫，60天后人工攻毒，不能提供保护。显示带毒母猪存在繁殖障碍及垂直传播等一系列严重危害。        我们先后（1996~2004）在四川、重庆、广西、河南等省地不同大小的猪场发现并确诊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只要是单纯性的母猪亚临床感染，在迅速采取综合措施，特别对所有种猪及仔猪立即进行猪瘟单苗3~4头份紧急预防接种可获得明显成效，繁殖障碍现象逐渐缓解，仔猪死亡现象可以很快停止。黄雨田、黄伟等都有类似报道。       加大免疫剂量，确诊后紧急预防注射及加强消毒等都是防制母猪亚临床感染，减少损失的有效措施。 3.  应该充分重视猪繁殖及呼吸障碍综合症（PRRS）及近期流行的其它猪免疫抑制病对猪瘟免疫的实际影响，采取相应科学措施保证猪瘟免疫效果    生产实际中，我们经常发现，常规科学免疫程序的猪场一旦暴发PRRS后，不仅出现母猪孕后期流产，体况下降，同时仔猪发病及死亡增多，继发感染明显。剖检新生仔猪往往见到肾表面沟状结构，兔体交*证实有猪瘟野毒，显示先天垂直传播。检测猪瘟抗体滴度则合格率亦显著下降。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认真关注PRRS对猪瘟免疫的实际影响。  为此，我们专门对暴发PRRS的种猪场进行猪瘟抗体检测。疾病暴发前猪群猪瘟抗体合格率达到100%（100/100母猪）暴发PRRS后1~2月内先后共检测不同日龄母猪及仔猪211例，合格率下降仅为31.7%（67/211）。立即对全群实施HCLV紧急预防注射，2月后检测，抗体合格率提升到83.3%（50/60）。PRRS暴发时对猪瘟免疫效果的实际影响明显可见。实施紧急预接种后又可以提升抗体滴度。     李祥瑞则对HCLV免疫2次，但猪瘟抗体仍然不合格，而PRRS抗体又呈阳性的母猪以IL—2进行注射，结果大部分（9/13）母猪猪瘟抗体滴度上升并有近70%达到合格水准。对照未注射EL—2母猪的滴度未有变化。免疫增强剂可以加强PRRS感染母猪的猪瘟实际免疫效果，从另一侧面证实PRRS对猪瘟免疫的影响。     宁宜宝等（2003）更以人工实验感染确认PRRS、PRV及PPV感染对猪瘟免疫效果的实际影响。实验猪分别以上述3种病毒或混合病毒人工感染，7天后再以HCLV免疫，2周后石门株攻毒。14天后扑杀所有人工感染猪并逐头检测抗体及抗原。结果显示，未人工感染以上3种病毒的对照猪，扑杀后体内未能检测到HCV，显示HCLV免疫获得良好保护，攻击病毒完全中和。相对，凡是单独感染或混合感染以上的试验猪，则体内不仅可以检测到相应的PRRS、PRV、PPV等，同时都能检测到HCV。显示，由于感染以上相应病毒，影响HCLV免疫效果难以完全中和攻击病毒，出现带毒现象，在揭示当今猪瘟实际免疫效果有所下降，不合格率提高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而又实际的例证。  除PRRS外，近期出现的PCV—2，猪流感病毒（SIV），PRV、PPV等都已证明对猪瘟免疫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观点应有新的认识。    因此，科学防制猪的其它疫病也是猪瘟防制工作必须解决的课题。对兽医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科学选择及使用PRRS苗，避免对猪瘟免疫效果造成干扰    猪疫病防制过程中，HCLV与PRRS苗的相互干扰，不少实践工作者及学者都陆续有所觉察。    德阳市畜牧局与成都药械厂（2004）最近专门对此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显示，PRRS抗体阴性母猪所产仔猪，30日龄同时免疫猪瘟单苗，PRRS灭活苗及五号苗，则猪瘟抗体合格率60、120及180日龄时分别为100%、87.5%及37.55%。相对，PRRS灭活苗只要与HCLV的免疫时间间隔8~10天，无论是提前到20日龄或延后到38~55日龄，60、120及180日龄时的合格率分别为96.6%、88.8%及71.1%。两者在80日龄时的合格率有明显差别。PRRS灭活苗对HCLV免疫合格率尚且有如此影响，弱毒苗的负面影响自然更为突出。生产实践中HCLV免疫如果同时感染PRRS野毒，则其影响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在PRRS已广为流传的今天，这种情况应该是很普遍的。在解释当今不少地区及猪场HCLV免疫合格率始终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这很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原因。     谢天佑等（2004）对常年坚持猪瘟免疫较为得力的地区，不同日龄农村散养母猪与猪只进行猪瘟抗体检测，合格率仅为26。5%（75/283）。对各种因素进行认真分析，最终确认PRRS暴发是引起HCLV免疫效果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近，我们通过检测，发现PRRS灭活苗免疫不仅对猪瘟抗体合格率有长期影响，同时还可以引起短期内的抗体滴度下降。常规淋脾苗免疫的后备用母猪于2周后实施1头份PRRS灭活苗免疫，PRRS灭活苗免疫后7天内检测后备母猪猪瘟抗体滴度远未达到淋脾苗免疫应达到的水平。10~15天后才恢复到合格水平。   因此，实践中科学选择及使用PRRS苗不仅对防制PRRS，同时对猪瘟防制也具有重要意义。   5．认真贯彻猪瘟的科学免疫程序   门常平等（1982）在3个大型猪场经过系统监测母源中和抗体半衰期，仔猪人工攻毒试验等，提出细胞苗免疫母猪的后代仔猪，避免母源抗体干扰同时也能在哺乳期间抵御野毒感染，以20/65日龄2次免疫为优，即首免疫20日龄、二棉65日龄左右进行。一般而言，能够认真贯彻上述科学免疫程序的猪场或地区都能获得较明显成效。高瑞伦（1986）提出，无母源抗体仔猪接种一头份猪瘟苗，中和抗体可达到4~32倍。母源抗体1：（4~32）的仔猪，免疫接种后则不能产生有效中和抗体滴度。母源抗体1：4的仔猪接种后仅16.6%可以产生有效中和抗体。     农村仔猪2次免疫确有困难的地区，结合实际及监测，川渝（1990）提出断奶、阉割（25~35日龄）同时一次免疫，经过十余年实践，证明在农村广大育肥猪实施仍有成效，易于实施、推广。其中自然也存在不少隐患值得进一步研究。孙伟（2003）认为阉割应激可以延缓抗体产生。    后备母猪及经产母猪必须在配种前进行免疫，不然极可能造成目前尚难阐明的多种负面影响。公猪则为每半年免疫一次。    目前不少种猪场乐意使用组织苗免疫母猪，以提高母猪免疫力，值得商讨。迄今组织苗免疫母猪后代仔猪的科学免疫程序尚未见有系统报导。我们已发现数起由于母猪使用组织苗而仔猪仍按20/60或25/65日龄常规免疫程序的猪场，由于母源抗体干扰而导致仔猪暴发猪瘟的实例，应引起重视。有条件的猪场实施以抗体监测为基础的个性化免疫程序是最理想的，特别是实施组织免疫母猪的猪场更应如此。    法国及台湾学者首先提出的超前（或乳前）免疫在绵延不断出现仔猪猪瘟的猪场得到了响应及应用，认为有效。唐翠英（1999）、刘务典（1999）、王红宁（2002）都提出0/60的程序。王锡祯等（2000）则提出超免后及时吸初乳才能真正体现效果，提早吸乳都可以影响仔猪生长率。自然也有超免失败的报道（卢洪芬1999）。宁宜（2002）也证实带毒仔猪的超前免疫仍无法抵御人工攻毒。     大型种猪场实施超前免疫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人为困难，同时也不合乎人性化管理。我们认为，加强消毒等措施科学实施免疫，防止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淘汰无抗体滴度母猪是更为有效的措施。  6．集约化猪场应谨慎使用猪三联苗，并严格按规程以生理盐水稀释      猪瘟细胞苗配以丹毒、肺疫弱毒株制成猪三联冻干适合农村实际情况，深受欢迎。以往都用铝胶水稀释，实践反馈，三联苗铝胶水稀释对猪瘟免疫效果有影响，是母猪。我们（1996—2003）曾确诊几起由于使用铝胶释三联苗而引起的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出现繁殖障碍生或断奶前后仔猪的大规模死亡类似报告散见各省。中监所试验证明，铝胶水稀释三联苗，猪瘟保护率约50%，丹毒、肺疫免疫效果未受影响。生理盐水稀释三联苗，则猪瘟、丹毒未受影响，猪肺疫保护率下降50%。生理盐水稀释不仅适合猪瘟，也更加切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为此，2000年版《规程》明确三联苗生理盐水稀释。部分边缘地区基层兽医由于习俗，仍用水稀释，应坚决纠正。    集约化猪场近年细菌性原发性传染病已大大减少，苗使用已无必要。猪瘟免疫应重点关注。 7.避免猪群感染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影响免疫效果    猪瘟病毒与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两种瘟病之间有很高的同源性，能相互诱导一定程度同源病毒抗体欧猪BVDV感染率达20%~40%。美国学者证实：BVDV感染妊娠母猪可引起繁殖障碍，并可通过胎盘感染，引起胎儿死亡或仔猪亚临床感染。猪只感染BVDV后接种HCLV猪只难以产生常规应有的抗体反应，一般均处低滴度水平由于疫苗感染BVDV，接种母猪后引发的仔猪类似先天性猪瘟感染，国外也有报道。  涂长春等（2002）以RT—PCR从一例广西病料中检测到HCV及BVDV。广西工作者（2002）在怀疑为HCV病料中以RT—PCR检测，猪BVDV感染率为9.6%（3/31）。孙泉云等以ldexx的BVDV、ELISA检测上海15个种猪场BVD抗体，阳性率达92.7%（139/150），30个商品猪场中的阳性率为59.2%（213/360）。显示部分地区严重感染的情况，应引起重视。   HCLV细胞苗制备必须使用犊牛血清，常规热灭活也不能确保灭活血中的瘟病毒。因此，一旦犊牛血清污染有BVDV，则极易引致疫苗污染，造成严重后果。因此，疫苗厂家加强监测避免污染至为重要。此外，避免猪群与乳牛的接触，也有实践意义。  8.切断及减少胎盘感染引致的仔猪对猪瘟苗的先天免疫耐受，阻断亚临床感染猪及可能潜在的传染源  生产实践中不少猪场对猪瘟防制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成效不显著，始终出现连续不断的病例，最终在淘汰所有低或无抗体滴度母猪后，疫情才得以平息。    吴增坚（1997）对发生非典型猪瘟猪场的仔猪，以SPA—ELSIA检测抗体滴度，对低于保护植的仔猪以HCLV加强免疫，15天后检测，滴度未有变化。郑世军（1997）在确诊为亚临床感染并有严重繁殖障碍的母猪，对流产同窝幸存仔猪以HCLV进行超前免疫，结果所有免疫仔猪抗体均呈阴性。宁宜宝等（2002）对亚临床感染母猪所产带毒仔猪进行超前免疫，结果未带毒仔猪2周后人工攻毒的保护率达100%，而带毒仔猪的超前免疫人工攻毒保护率仅为11.2%（1/9）。     我们（1998—2004）在不少种猪场发现由于未能认真贯彻母猪配种前免疫的基本要求，盲目简化手续，采取统一时间对不同孕期母猪实施免疫，结果很快在下一次及以后胎次出现繁殖障碍及仔猪不应有的死亡。     一系列试验及实践反馈的信息都证明，一旦母猪在孕期感染C株或不同毒力的HCV，在特定条件下，它们都可以引起部分胎儿的垂直传播与感染，并最终使这部分接触过HCV抗原结构的仔猪出现对猪瘟疫苗的先天免疫耐受，并导致亚临床感染。猪场不幸选上这种低甚或0抗体滴度仔猪作为种用，则往往成为当地猪瘟频繁发生的传染源。  不同毒力株HCV（高、中、低）对孕猪及胎儿影响比较明确，特别低毒力株人工感染母猪，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试验（Meyer1978，Hermann1982等）。Liess（1978、1988）以低毒力野毒株滴鼻感染孕期40、70、90天母猪。早期感染的多发生死胎、木乃伊及流产。70天孕龄感染者所生仔猪约45%带毒，多于1周内死亡。90天孕龄感染者，仔猪存活率较高，并多可存活6个月以上，但多呈亚临床感染者，终身带毒及排毒。病毒存在于全身上皮组织、淋巴样组织及网状内皮组织。血液中含量可达105~108.9PFU/ml。它们对猪瘟免疫不能产生应答反应，呈现免疫耐受，也是当地或猪场猪瘟发生的重要传染源。     丘惠深（1999）以2甚或20头份C株苗接种不同孕期的SPF母猪，取自然或剖腹产后代，于0、7、15日龄的仔猪采集组织以成兔静脉接种与萤光抗体检测C株HCV，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胎盘感染。认为安全可*，不引起流产及死胎，对胎猪及乳猪也无残余毒力等。Bran（1970）用C株及Rovac株兔毒免疫孕猪，均可引致胎盘感染，但前者不引起仔猪死亡，后者却可致死。胎盘感染不死的仔猪，可以长期带毒、排毒，成为亚临床感染状态。它们对猪瘟的特异免疫应答水平很低，显示免疫耐受。研究发现，孕期45天内接种活疫苗，引发繁殖障碍综合症几率最高，而且易导致猪先天免疫耐受。美国在执行消灭猪瘟计划后期，禁用猪瘟活苗，以避免引起胎盘感染、亚临床感染猪及消除猪群中长期存在低毒力HCV的可能性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三、结语     回顾国内猪瘟防制的历程，我们不无遗憾的看到，享誉国内外的我国自主研制C株猪瘟弱毒苗，在引入国外使用都取得令人折服的成果的同时，国内推广应用已近半个世纪，限于主、客观各种原因仍然处于尴尬的局面，而且由于技术的各种疏漏甚或误差，而使猪瘟疫情更趋复杂化。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非典型猪瘟、90年代初的母猪猪瘟亚临床感染、繁殖障碍及仔猪发病、死亡的提高，及近期新生仔猪先天感染所致的肾表面沟回结构频频发现，无不都与不正确的使用疫苗有很大的关联。可以大胆的预测，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提出有效措施，特别不能在技术层面上有针对性、预见性的解决一系列重要实际问题，猪瘟防制很可能会面临更多更新的矛盾及困难。   应该看到，国内不少先进地区及猪场，由于科学使用疫苗并采取相应综合措施，猪瘟防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迅速普及贯彻先进理念及技术，正确实施猪瘟免疫，相信猪瘟防制在全国范围内是完全可以取得令人振奋的新局面。